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
我们看到，美国以《权利法案》来实施宪法。在真正实行宪政的国家，多数民主已经取得了合法的权威和地位，但是，不可忘记的是，自由和平等也是民主国家不可动摇的价值追求。
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无论宪法监督机关如何司法化，其最终总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因此，研究宪法的法律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英国议会的自我调节活动，是在英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但是，他又指出，英国宪政道路的成功并不具有一般意义。其次，1974年的改革，把提请权赋予了反对党，为反对党在议会内与执政党或政党联盟进行斗争，提供了合法的手段，自此以后，宪法委员会已不再是执政党或政党联盟的私人机器，它成了反对党与执政党进行合法斗争的公共场所，也就是说，这次改革使宪法委员会名正言顺地独立于政治力量之外，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司法机关所应具备的地位，很难想象，没有宪法委员会在70年代的司法化发展，它会起到今天这样重要的作用赢得了这样崇高的声誉。
在我国，宪法的法律性未被充分认识，我们强调宪法是最高法律，强调宪法与普通法律的不同之处，但却忽略了高高在上的宪法与普通法律的共同之点，忽略了宪法作为法律所应具备的一般性质，进而影响了合理有效的宪法监督制度的建立。美国于1803年最早正式确立了以普通法院审查法律合宪性的制度。执政党与宪法之间的关系完全颠倒，法治原则荡然无存。
早在1928年，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第172次常务会议决议通过的《训政纲领》[1]就明确以党代政的党治思想。(4)治权之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之五项付托于国民政府总揽而执行之，以立宪政时期民选政府之基础。第22条第4项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提议，决定国务院总理的人选。在考察1982年《宪法》文本与执政党之间的关系时，除了依据中国共产党一词联系宪法文本的上下文来考证执政党的宪法地位之外，现行宪法还有一些条款也涉及到执政党与宪法的关系，通过这些条文可以判断出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与宪法之间的关系是执政党在宪法之下，而不是在宪法之上，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是现行宪法文本处理执政党与宪法关系的一条基本宪法原则。
这些规定包括：1975年《宪法》序言第一自然段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经过100多年的英勇奋斗，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用人民革命战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的历史阶段。这一宪法原则主要体现在现行《宪法》序言最后一个自然段和第5条第4款。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其职权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之。1954年《宪法》序言第一自然段规定：中国人民经过100多年的英勇奋斗，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1949年取得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因而结束了长时期被压迫、被奴役的历史，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1978年《宪法》第56条规定：公民必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维护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遵守宪法和法律。1993年《宪法修正案》第4条规定：宪法序言第十自然段末尾增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2]中华民国二十年5月12日国民会议通过，同年6月1日国民政府公布。(2)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以政权付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之。
该条沿袭了革命战争年代就形成的人民军队属于党的理念。进入 莫纪宏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宪法 执政党 中国共产党 依宪执政 依法执政 以党代政 党治 。
第三类，规定了执政党与公民的关系。第一自然段规定：中国人民经过100多年的英勇奋斗，终于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用人民革命战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在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现行《宪法》第七自然段规定：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战胜许多艰难险阻而取得的。该条规定明确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与执政党的关系，即执政党具有高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宪法地位。上述规定表明，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既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又是公民的基本义务。执政党在20世纪中国的政治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些修正案基本上都是针对1982年《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的。主要体现在第26条，即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服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
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一）1975年《宪法》文本关于执政党规定的特点1975年《宪法》文本共有10处涉及到中国共产党的规定，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通过宪法序言对中国共产党历史地位和领导地位进行了确认和肯定，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宪法地位
18、19世纪的人权主体是个人（单个的自然人）,20世纪初叶扩展为群体（弱势群体等）,20世纪下半叶又扩展为范围更大的集体人权（民族自决权、发展权等）。2．生存权生存权是一项个人人权。
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基础，经济发展是经济增长的结果[11]却大体是认同的。而且可以预见，迁徙权、若干政治权利等也会在不远的将来载入宪法。
【注释】[1]周叶中主编：《宪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80页。如果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自决权和经济主权不能实现，世界大多数人的人权就无法得到保障。由于在经济起步阶段先进的工业部门已获得高额收入，从而导致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最终趋于弥合之前先要经历一个迅速扩大的过程。生存权是一切权利的物质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我们首先应该确立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
这需要工业和农业部门共同进行投资和革新，才能实现平衡增长。[3]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
人们的行动自由和思想自由都离不开财富的一定支撑。这份宣言把发展权作为一项重要人权予以肯定，这是继民族自决权确立之后对西方个人人权概念的又一次重大突破，它反映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对人权构成、人权保护的新的理念，为国际人权运动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和内容。
[4]鲁迅在杂文《忽然想到》里写道：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三百多年来公民基本权利体系演进的基本轨迹，主要表现为人权主体的不断扩大。
如果说多数发达国家当初遭受的是封建制度压迫剥削，而发展中国家主要遭受的则是发达国家的殖民统治和对政治主权、文化主权、自然资源的控制，相对于发达国家的整体不自主和贫穷是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这就是它们呼唤生存权、发展权、民族自决权的原因。20世纪下半叶，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联合国重申了此前国际社会取得的人权共识，形成了人权宪章体系（主要有《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并把人权的概念由原来的个人人权扩充为集体人权，包括民族自决权和发展权）。因此，我们有必要考察一下发展权、生存权、平等权、自由权等与经济基础的关系。因此，有必要加以重新确定。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则认为，财产权不仅是经济自由之源，它们也是政治自由之根。1977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通过的关于人权新概念的决议案指出，人权不仅是个人的权利和基本自由，而且包括民族和人民的权利和基本自由。
前者是向封建统治者要人权，而且主要争取的是人身权利和政治权利，而不是生理和社会意义上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因为他们在封建社会的母体里就已成为富裕群体。它一方面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提供物质保障，另一方面又给人提供受教育的机会，让人们拥有认识世界从而进行自主选择的能力。
二是世界上多数国家（发展中国家）公民基本权利的迫切需求。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的实现与否，关系到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人权能否得到保障。
